刘某某生前系某外卖平台众包骑手。2021年5月19日凌晨00：43至01：16，刘某某接送四单配送服务，其中第一单显示配送成功，后三单均未完成。当日清晨6时被人发现倒在路边，经鉴定其符合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刘某某家属称，在外卖员送餐途中，平台可以定位到每一位骑手的实时位置。刘某某出事时为深夜，只有外卖平台能够掌握到其详细位置，外卖平台作为雇主，有义务关注雇员的实时工作情况，发现订单异常时，应及时与送餐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并施以救助。然而，在刘某某出现意外的整个过程中，外卖平台未采取任何有效救助措施，导致刘某某发病数小时无人发现并最终死亡，平台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称，其所运营的平台，仅系信息服务平台，负责向配送员及配送公司提供信息，不参与招募和管理配送员，尽管平台可以掌握配送员的实时信息，但这并不是平台对配送员进行管理的依据，因此平台对刘某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则辩称，刘某某系众包骑手，工作时间、地点、接单选择等均由其自行决定，公司与刘某某之间为合作关系或灵活就业关系，且公司已为其投保保险，不应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法院受理该案后，被告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称其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了《外包服务合作协议》，送餐员的相关配送业务由某信息技术公司负责，要求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参加诉讼，原告亦表示要求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依法审查后同意其申请，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为共同被告。

法院观点：

     11月11日，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一起外卖骑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引发的生命权纠纷案。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运营方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负责外卖配送的劳务人员由某信息技术公司提供，该信息技术公司作为配送人员的管理主体，对配送人员进行岗位培训，根据法律规定为配送人员缴纳相关税费，并根据约定足额支付配送人员的报酬。

     尽管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但实际上，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间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作为刘某某的雇主，应当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   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就平台运营方公司而言，因其并未与刘某某签订合同，也未对刘某某进行劳务管理，不能认定刘某某与其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务雇佣关系，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不需承担雇主责任。但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最后，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外卖平台运营方承担20%的责任，劳务人员提供公司承担70%的责任，判决两公司支付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57万余元，加上意外险理赔金60万元，死者家属共计获赔217万元。

评析：

     近年来，外卖送餐员因负荷过重发生意外的事件频频冲上热搜，而“外卖业”作为一种新业态，在劳动、劳务关系等的认定上有别于传统行业，送餐员发生意外后的赔偿问题也常常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此，为更好地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建议外卖平台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经营模式，在配送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对劳务单位加强审核，从资质要求、准入条件等方面，提高劳务单位防范、化解劳动风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建立异常情况信息跟踪、反馈和处置机制；劳务单位要切实加强用工管理，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履行用工主体职责，完善劳动保护和保障，通过参加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用工风险；对于骑手来说，要增强自我劳动保护意识，谨记安全知识，保持避免事故发生的警觉性，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强度。

雇佣关系的概念与认定：

     雇佣关系是雇佣法律关系的简称，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私有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劳动关系，是指受雇人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在雇佣人的指导、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动，并由雇佣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雇佣人称为雇主，受雇人称为雇员。判断雇佣关系是否存在，应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二方面考虑：从形式要件上看双方有无订立雇佣合同或口头雇佣协议；从实质要件上，首先要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其次要看雇员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和监督，即是否存在隶属关系。雇员受雇主控制是雇佣关系存在的基础。在雇佣法律关系中，雇员仅是雇主雇佣来完成某项工作的人，雇员在工作时应听命于雇主，服从雇主的监督指导。三是看雇员是否为雇主或其委托的人所选任。只要具备上述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即可认定为雇佣关系。

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分：

     审判实践中，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极易混淆。因基于劳动关系发生的纠纷受劳动法的调整，诉讼时要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即先通过仲裁后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雇佣关系受民法调整，一般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产生纠纷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只有正确区分二者关系，才能准确适用法律，以保证案件依法、公正审理。要正确区分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⑴用人单位是否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或者履行登记备案手续。劳动关系是受劳动法调整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根据劳动法第2条规定，受劳动法调整的用人单位是指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这些用人单位依法均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或履行登记、备案手续。而雇佣关系中的雇主是指上述五种组织之外的不具有用工权的主体。因此，区分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应以用人单位是否依法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或履行登记、备案手续为区分标准。只要依法需要办理营业执照或履行登记、备案手续的，既使用人单位未予办理或履行，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所发生的工伤争议，也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即应认定为劳动关系，除此之外的才认定为雇佣关系。⑵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否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有行政隶属关系，且隶属性较为具体。而雇佣关系中，雇员虽然一定程度上也要接受雇主的监督、管理和支配，但两者之间不存在行政上的从属关系，雇员按雇主意志行事，获取报酬，隶属性规定的不具体。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体现了国家的强制干预性。雇佣关系中，只要雇主与雇员双方意见达成一致，雇佣合同即告成立。而劳动关系中，除了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外，国家对劳动者的工资、保险等方面作了强制性规定，体现了国家意志。可以说劳动关系兼具国家意志与当事人意志的双重属性。

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区分：

     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接受成果并给付承揽人报酬的合同。承揽关系是基于承揽合同的履行在定做人与承揽人之间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由于有的雇员在实际工作中也具有相对的工作自主性和独立性，有的定做人也会对承揽人的工作作出具体的指示并现场指挥，因此，有时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也容易混淆。区分二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⑴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支配从属关系。雇员的劳动是从属性劳动，雇员对工作安排没有自主权，雇主可以随时干预雇员的工作。而承揽关系中，定做人与承揽人地位平等，承揽人的劳动是一种独立劳动，承揽人对如何安排工作有自主权，定做人无权干预。⑵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雇佣关系中，一般是由雇主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而承揽关系中，定做人仅要求承揽人提供一定的劳动成果。⑶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还是以完成一次性工作成果为目的。雇佣关系中，是以直接提供劳务 为目的，且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而承揽关系中则是以一次性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⑷从报酬给付上，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雇佣关系中，雇员的工资一般是计时工资，定期给付。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的报酬是计件报酬，完成定作劳动成果后，定做人一次性给付。总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从属关系，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接受劳务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可以认定为雇佣关系。反之，则应当认定为承揽关系。

雇佣关系与帮工的区别：

     帮工是指帮工人自愿或应被帮工人之邀，无偿给被帮工人提供劳务，并按被帮工人的意思，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项工作的行为。雇佣关系与帮工关系存在如下区别：⑴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帮工人与被帮工人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⑵雇佣关系一般时间较长，雇员 付出劳务是有偿的，获得劳动报酬。而帮工关系具有互助、临时、一次性特点，且帮工人是无偿提供劳务。